顛覆性技術驅動下的未來人居：來自新城市科學和未來城市等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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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SARS）時期的封校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而在17年后的今天，我們又遭遇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這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我經歷的這兩次公共衛生事件背后的中國城市，城市化率從2003年的40%到2019年突破60%，交通和信息通訊技術設施的日趨完善讓中國進入了高度流動的社會，從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邁進了智慧社會，支撐城市發展和社會運行的科技手段正在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培育（圖1）。相比以往的工業革命，此次工業革命中國與全世界是同步的，甚至在特別的領域還處于領頭羊的位置，為此在中國的土壤我們更有必要來探討顛覆性技術驅動下的未來人居形態。

每個作為社會原子的個體，都是被技術影響的對象。例如，根據我們2019年針對中國高校500余名大學生持續一周的調查，手機屏幕使用時間達到了日均6.5h，甚至超過了睡眠時間；而抖音平臺線下打卡的一個視頻平均得到了線上的8000多次觀看、點贊、評論和轉發，體現出線上線下關系正在劇烈演進。既然未來的人類會有更多時間沉浸在線上空間和虛擬環境中，對于線上空間的設計也有望是城市設計師的一項任務，游戲師也有望參與進來。更為極端的例子，增強骨骼如果成為人類標配后，百米速度都在8s以內，快速行走不再是一種消耗體力的負擔，那么我們當下城市地鐵站點是不是就修得太密了？基因編輯技術也有可能讓未來的人類生而不平等。這些例子都決定了未來人居的可能形態。

人居環境科學中，科技觀是其五項原則之一（生態觀、經濟觀、科技觀、社會觀和文化觀）。在不同的時代，科技觀在人居環境科學體系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不斷演進。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新興顛覆性技術，讓作用于人、社會、空間和城市的技術維度，相比17年前的SARS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本文旨在根據“筆者”近期有限的觀察和長期研究積累的自我批判，致力分享來自城市大數據、城市科學、新城市科學、健康城市、智慧城市和未來城市視角的針對這次公共衛生事件引起的六點思考，但核心是希望將這六點落腳于建成環境學科相關內容的當下批判或對未來的展望，以促進“為人類新型聚居而設計”目標的達成。

1、六點思考

1.1  城市大數據在支持城市運行與管理中嶄露頭角，未來將在建成環境學界和業界產出更為深遠的應用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我們對事物的判斷，從復雜的模型工具的支持，過渡到基于簡單直觀方法的大規模數據分析。這一次我們看到的無論是武漢人去了哪里，哪里會是下一個風險比較大的城市，都體現了背后互聯網巨頭或移動通訊運營商掌握的基于位置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LBS）的數據在其中的巨大應用價值。我們也能夠看到大數據除了提供了數據源，也提供了新的工作思維（大數據思維），如從之前自上而下發布信息到如國務院開放平臺的自下而上眾包方式的信息上報/采集。讓老百姓自發報告信息，進而實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

建成環境學科因為其空間性和面向未來的特點，利用大數據支持學科發展已經得到了很多認可。大數據讓我們能夠研究原來沒有能力分析的尺度，特別是人本尺度，也讓我們有能力認知更大范圍的建成環境（如整個城市、一個國家的所有城市，甚至全球范圍）。此外，大數據的出現，讓建成環境特別是城市規劃的新技術方面的應用得到了很大提升，這一方向正在經歷從規劃師/設計師的被動接受到主動學習的轉變（如從排斥到一定程度上接受）。這屬于上一個5年這方面研究的成績，我更愿意結合目前尚存的問題提出未來展望。

1）面向當下的大數據與面向未來的城市模型相結合。多數大數據由于歷史積累和發展進程等原因，使過去幾年的積累有限，如百度和騰訊所掌握的全面數據，也很難給出過去5年的詳細有代表性的大規模人類活動和移動軌跡，為此已有的大數據研究多是針對建成環境當下或短暫歷史的刻畫，還難以支持對遠期未來的判斷（大數據的時間分辨率較高的特點，也造成了所研究的多是高頻城市）。而另一方面有了超過半個世紀歷史的城市模型則長于對中長期的未來進行情景分析和發展預測。隨著未來大數據的不斷積累和城市模型的理論方法不斷完善，面向未來應用的城市模型與面向現狀與短暫歷史的大數據分析結合，有助于支持對建成環境更為長遠和精細化的研究，實現高頻城市和低頻城市研究的兼顧，具有更大應用前景。

2）從爬取、購買到基于建成環境自主采集數據。本次事件應對過程中，看到很多同行積極參與了基于官方公布信息的針對疫情進展的可視化，但是卻很難超越官方數據，同行多利用自主掌握的數據進行深入分析。社會空間體現高精度人口分布和移動的數據多還掌握在屈指可數的互聯網公司和移動通訊運營商手中，數據昂貴，多數情況下對于科研工作者而言可負擔性不強。在爬取和購買數據基礎上，建成環境學科更應該結合自己的研究核心，將目光放在結合空間采集數據上，如通過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構筑物、公共空間、樓宇的建設，在設計中考慮傳感器的布置，自行采集數據，支持本學科發展。

3）宏觀/中觀尺度的大數據研究有余而微觀尺度不足，期待未來超級大數據的到來。我們能夠看到大數據支持建成環境研究近期涌現出了大量出版物，如利用大數據研究城市通勤、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空間品質與活力等，這多屬于宏觀/中觀尺度。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多數科研團隊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互聯網開放數據，同質化比較嚴重。用大數據研究宏觀和中觀尺度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往往研究微觀/小尺度的空間，如口袋公園、建筑物之間的開放空間很有挑戰，而正是這種人本尺度的空間承載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類的建成環境科學家有必要更好地研究人的尺度的空間。隨著萬物互聯和5G時代的到來，建成環境領域將迎來空間分辨率更為細致的、來自物聯網和穿戴式設備等的“超級”大數據，這種數據有望超越建筑內外、建成環境與自然環境的界限，讓我們看到人本尺度更為客觀的空間規律，支持建成環境的研究、設計、運行監測和評估，如圖2右上角所示。

1.2  我們對城市的認識還比較有限，城市科學還處于初級階段，如何提高城市空間研究的科學性？

應急時期城市到底該如何應對，很多行動也多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對城市的認識還比較有限，比如到底什么是合適的城市密度？最優的城市規模是多少？很多類似這樣的基本問題在學界和業界多還沒有共識。城市科學的發展尚比較初步，例如關于城市特別是城市空間的定理、公理、法則、普世規律甚至是公式都有什么，學界、業界和決策界內部和跨界的共識又是什么，以上問題的答案尚不明確，這也制約著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在這樣的背景下，業界支持了中國大規模的人居環境開發建設，大幅度地提升了人居環境質量。這也讓我有了不少困惑，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的關系又是什么？

我更愿意把城市科學發育程度的局限，歸于全球的城市樣本數量有限（相比醫學上的病人數量）、觀察城市的手段有限造成數據積累少（相比醫學上的X光和CT等現代技術手段）、拿城市做實驗復雜無比且成本高（相比醫學上小白鼠作為試驗品的成本），以及諸多致力于發展城市科學的實驗不易相互對話（相比醫學和計算機領域嚴謹的科學共同體概念）。為此，相比人的體檢，城市體檢難度可想而知。最近幾年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讓城市科學的發展進入到了嶄新的階段。

1）完善城市定義，避免出現尺度錯配等基本問題。要開展中國的城市研究，首先應理清定義層面的基本問題，比如武漢到底是一個城市，還是多個城市，實際上中國城市行政地域的范圍往往遠大于其實體地域或功能地域。周一星教授早年就明確指出“中國的市不是城市”。多數研究采用行政視角的城市范圍來開展城市研究，這勢必造成多數時候研究的都是區域。將城市理論用于研究所謂的“區域”，勢必造成尺度上的錯配，難免漏洞和問題百出。因此作為發展城市科學的關鍵環節，亟需從實體角度和功能角度對中國城市進行重新定義，實驗室與合作者已取得初步探索成果。

2）開放應對其他學科帶來的挑戰并與其積極開展合作。我在清華大學講授“城市模型概論”課，驚訝于計算機專業學生實現的純粹數據驅動沒有任何專業理論的模型的優秀效果，不禁覺得非實驗室社會科學在短期的未來定將遭遇巨大挑戰。每個人較長的各種屏幕時間讓我們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線上，而不是享受我們學科創建的各種尺度的建成環境。此外，計算機和公共健康學科都開展了大量的建成環境研究，有的反而更加細致。我們的學科在這個時代受到了大量的挑戰，什么是我們的核心，如何擇機應對則變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認為在影響人類生活和生命質量方面，未來設計、計算機和醫學都將是很有前途的，建成環境學科更應該保持開放態度，除了從理論方法層面發展完善我們的科學基礎，還應在偏支持實踐層面，鉆研好設計、支持好設計，這未嘗不是一個可供選擇的路徑。

3）完善科學共同體，保證每項研究都能有科學增量。計算機專業經常利用一套共享的開放數據，不同團隊前赴后繼研發算法進行更快、更準確的預測/模擬，滾動完善算法，效率之快令人佩服。而公共健康方面的不少論文每篇僅回答一個非常小的科學問題，但積少成多，最后通過一些系統性綜述型的元研究不斷形成一個方向的共識。反觀不少建成環境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宏大敘事型、有研究報告型、有似是而非型，多數“實驗”無法重復，更談不上證明/證偽。不同城市、不同方向的研究很多，但很難整合到一起歸納為這個方向的核心進展。在未來是否可能參照如上兩個學科的科學共同體模式，秉承“城市實驗室”（city lab）的原則，完善我們學科的科學共同體（如共同研究一個城市、共同使用一套數據、共同關注一個小方向等），保證每個研究都能夠有“科學增量”，而不是自說自話。

1.3  重視利用新數據、新技術和新方法研究“新”城市即“新城市科學”

SARS過去的17年已經讓我們看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隔離在校期間，我擁有一臺在高校學生間很稀有的尼康CoolPix995旋轉鏡頭相機，也感慨幾乎唯一的外賣麗華快餐進不了校園，每天用ftp下載電影在筆記本上觀看。如今技術的發展推動著我們正在走向數字自我，幾千萬像素的手機幾乎成為我們唯一的娛樂工具，在線購物、在線問診、在線教育都可以輕松實現，甚至還可以基于各種App指導在家健身。

為此我們能夠看出，短短的17年，顛覆性技術帶來了新生活、新工作、新休閑和對應的新空間，讓我們建成環境學科關注的客體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系列的變化為建成環境領域提供了新的需求，如何來應對這樣的新需求，我相信新技術、新方法有廣闊的發揮空間。過去的前三代工業革命，有學者研究，當時經歷者都低估了其對城市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反觀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呢？未來就在當下，而我們正在經歷歷史，面對這時代日新月異的滾滾大潮，我們若不加緊腳步，怕是很快只剩下被淘汰的命運。

1）關注和培育新城市科學的發展。我們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端，要充分認識到新數據、新方法和新技術對城市乃至整個建成環境的影響，我相信很多已有的城市理論在目前已經不適用于解釋當下的城市。我們的城市甚至儼然成為了一種“新”城市，并將在未來技術推演下持續更“新”。建成環境學科如何應對新城市的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城市科學”正在形成，它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它致力于利用新數據、新方法和新技術，研究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一系列顛覆性技術作用下的新城市，研究框架建議見圖3。

2）新城市科學，既要研究“新”的城市科學，也要研究“新城市”的科學。邁克爾·巴蒂（Michael Batty）的《新城市科學》（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一書，主要介紹的是利用新的手段研究城市，多屬于方法論層面的創新，目前國內建成環境領域的多數大數據、人工智能應用同樣多屬于方法層面的探索，而少有研究考慮到城市這一研究客體的變化，即仍然在研究“老城市”。而考慮到一系列顛覆性技術對城市空間、個人生活、城市生產和休閑環節產生的巨大影響，我更鼓勵研究“新城市”的科學，即從認識論和本體論層面上充分認知到研究客體的根本性變化，研究新生活、新空間和新城市，而不能僅局限于方法層面的創新。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地支持建成環境學科將研究成果轉譯為面向未來的“新城市”的創造（否則研究的也是“歷史上的城市”）。

3）明確新城市科學當下最為緊要的研究議題，如評估已有經典城市理論的適用性和發展“新”城市的理論。新城市科學在利用新數據、新方法和新技術研究傳統城市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同樣存在很多待開發的曠野。一方面是技術方法層面，新的城市科學還有哪些數據可以使用、哪些方法可以借用、哪些技術可以擁抱。另一方面是城市本體層面，如新城市是什么，都體現在哪些方面（屏幕使用、線上線下互動、共享經濟等）；新城市具有什么普世的規律與控制新城市系統的法則；以及建成環境學科如何在新城市科學的指導下，面向未來進行“新”城市的創造。此外，我們還需要重新審視經典理論，如區位理論、城市規劃原理、城市空間結構、出行行為、時空間行為、TOD、新城市主義、城市形態、區域空間結構、城市活力、城市設計理論等，評估它們在當下和短期的未來是否還適用。

1.4  健康城市需要建成環境學科與公共健康實質合作，并擁抱新興技術

健康城市，核心是兩個詞，健康和城市。SARS時發聲的多來自公共健康領域，這次能夠看到越來越多的非公共健康領域，如“城市”方面的討論。近幾年我國健康城市方面的呼聲和實證研究在建成環境領域日益增多，多關注體力活動、肥胖、慢性病、幸福感等，較少有針對傳染病與城市空間關系的研究，此外，在城市規劃領域，也有呼吁開展健康影響評價的工作，但還處于開始階段。結合我的研究經歷，對這方面的未來展望初步如下。

1）要研究好健康城市，相比建成環境學科內閉門開展研究，更需要緊密與公共健康領域學者開展實質合作。在我與公共健康領域學者的合作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公共健康領域學者在研究時的嚴謹性和細致程度。比如他們做了大量細致入微的建成環境審計工作，為此我才為我們行業看現場/現狀調研找到了一些看起來科學的名詞，如系統性社會觀察（systematic social observation）或建成環境審計（built environment auditing），這些研究多發表在公共健康領域的期刊而非建成環境領域。合作過程中，我的實驗室花了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對十幾萬個病例的數據進行空間化，我們充分感受到了公共健康領域對數據精益求精的態度，我想這與他們的每一條數據都涉及到發病或死亡有關系，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公共健康領域常用的隊列調查（cohort survey），更是建成環境領域少有采用的。開展健康城市研究，與“健康”方面的團隊合作至關重要，否則我們很難深入到健康城市的核心/精髓。

2）評估建成環境既有理論在健康城市中的適用性，并明確建成環境學科在健康城市研究中的位置。在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我們致力于找到居住小區與健康相關的因素，當我們用建成環境專業中的5D思路（density、diversity、design、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and distance to transit）進行分析時，得到公共健康合作者的建議是，最好像人一樣思考，這也后來徹底地改變了我們的思路，促使我們更加直接地思考與健康相關的要素，如大型寵物的數量、夜晚小區照明的情況等。此外，健康城市研究中不同類別健康指征對應的風險要素（risk factor）并不是僅建成環境的物質空間要素所能囊括的，還包括室內外環境質量、自然環境質量，以及個體層面的社會經濟屬性、生活習慣和遺傳因素等。對于部分疾病，建成環境的影響甚至微乎其微，建成環境學科反而無能為力，因此，在健康城市研究中，明確我們不擅長什么甚至比評估我們能做什么反而更為重要。

3）數字健康背景下，健康城市研究更應充分擁抱新技術。數字健康（digital health）在公共健康領域呼吁多年，在學界、業界和產業方面都蓬勃發展。柳葉刀（The Lancet）期刊也創辦了數字健康子刊（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健康城市的研究更應與時俱進，擁抱新興科技，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如大數據、人工智能、穿戴式設備和物聯網等技術，還是在認識論層面上認知到研究客體的變化。在我的實驗室參與惠康基金會（Welcome Trust）資助的健康城市路徑項目中，觀察到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公共健康合作者無不對當下的新興科技持有開放態度，如關注屏幕使用時間、外賣、在線購物、社交媒體、共享交通等對健康的影響（圖4）。為此，健康城市方面特別是考慮到當下疫情的肆虐，是否也可以關注諸如未來無人駕駛、未來城市時代的城市防疫；基于大數據的高分辨率的脆弱人群地圖繪制；基于數字技術的個人隔離期間的休閑娛樂與學習；“新”城市背景下城市防控方案制定等。這也有望拓寬建成環境專業在健康城市領域的研究視角，使得建成環境專業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公共衛生事件中切實地發揮更大的作用。

1.5  泛智慧城市技術切實支持城市的運營和居民生活保障，建成環境應積極疊加技術層

相比上次SARS的應對技術支撐，這次公共衛生事件中我們能夠看到，無論針對政府決策、醫學救治、社區組織、市民隔離期間生活等方面，泛智慧城市（即不囿于政府主導的智慧城市）的不同技術都產生了大量實質的貢獻，也切實提高了城市的韌性（彈性）。這些技術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傳感器與物聯網、智能建造、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共享經濟等。這次事件作為一塊試金石，讓我們看到技術在應對突發事件支撐城市運行方面的能力和未來的發展空間，也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在智慧化浪潮中，政府主導建設的智慧城市只是貢獻這種韌性能力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各方共同推動的技術進步帶動老百姓的生命/生活質量的保障和改善。

結合建成環境學科，我們看到當下個人、家庭的數字化有了很大的進步，也能夠看到一些醫院、學校和樓宇等智慧化也有很多進展，反觀建成環境如城市空間，特別是城市公共空間的智慧化還非常有限。這些技術勢不可擋，有的還是顛覆性的，建成環境學界業界更應該秉承開放態度，與這些技術持有方開展深入合作。

1）將信息通訊基礎設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納入城市/空間規劃體系，將其作為建成環境學科參與智慧城市的抓手。隨著5G和萬物互聯時代的到來，社會層面，個人穿戴式設備將遍布存在；物質空間層面，也將出現移動和固定傳感器無處不在。傳感器如何在城市公共空間、建筑內外等進行布局，是設計師不能忽略的問題。建成環境學界業界參與ICT設施的布局，做好ICT設施在建成環境空間中的投影工作，將是建成環境學界業界切入智慧城市的重要渠道，也更有望把智慧城市落到實處，讓老百姓“看到見、摸得著”（圖5）。反過來，穿戴式設備和傳感器采集的數據，還可以反饋給建成環境，用于專業人士對建成環境進行修正和優化（如“前策劃后評估”中的評估），并實質性地支持空間管理。

2）探索泛智慧城市技術支持下的建成環境學科應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策略。針對類似公共衛生事件，建成環境學科到底能貢獻什么力量，我們看到很多同行都積極獻計獻策，有安于做好本職工作的建議，也有開疆拓土的建議。認識到我們能做什么很重要，認識到我們不能做什么和能做的與誰合作則更為重要。我展望的圖景是，建成環境學科在泛智慧城市技術的加持下，進一步讓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城市更有韌性/彈性，如城市防疫規劃、社區治理等研究和行動中，充分考慮這些已顯示其實質支撐作用的泛智慧城市技術。例如，如何充分利用大規模外賣和電商服務人員在提供基礎業內服務的同時，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技術，讓這些人員成為城市中的實時動態傳感器（human as sensors），來大規模、時空高精度、多維度地掃描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間（如交通基礎設施、公共空間、小區、樓宇等），自動識別特殊時期的社會現象與城市問題。

1.6  建成環境學科應積極探討未來城市的空間原型，并基于空間干預、場所營造與數字創新共同支持未來的建成環境設計

當下的城市運行方式無論是居住、就業、休閑還是交通，都受到顛覆性技術的影響，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臻g作為容器，裝載社會生活，也在發生劇烈的演變。當我們簡單地回顧過去的十年，能夠甄別出城市空間和城市運行方式發生的多維度的系統性變化，根據未來推演，未來的城市空間受到技術的塑造將更為強烈，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3~5年，不變的應該只有科技對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間的影響，以及人類對自然的追求（圖6）。我們正處于十字路口，面對城市發展與技術影響，建成環境學科更應積極應對，思考未來城市空間的具體圖景及其實現路徑。

1）探索技術推演下可以預見到的未來城市空間原型。在技術的發展迭代下，新的行為方式不斷涌現，個體時空觀也面臨著不斷重塑，進而影響我們對于空間的需求與利用方式。在區域尺度，未來城市間非均衡狀態有可能更加明顯，功能聯系或將超越地理鄰近成為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城市尺度，居住空間功能有望更加多元復合，線上線下生活服務得到進一步交融；就業空間更加靈活自由，第三空間辦公可能會更加普及；游憩空間與新交互技術融合有望進一步創造激活新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活力；交通空間隨著無人駕駛技術的進步也可能在利用方式與效率上得到較大改變；城市服務變得更加實時、彈性與智能化；而城市基礎設施會成為城市全域感知的關鍵，得到廣泛普及與智能化應用。上述多為我的初步推測，其所對應的未來城市的空間原型更需要建成環境學界業界共同探討。

2）空間干預、場所營造和數字創新，將是未來營造優質建成環境的創新方法?？臻g干預（spatial intervention）致力于從物理空間層面進行建成環境的創造和品質改善，是建成環境設計的核心，而場所營造（place making）則致力于從社會層面促進人們在建成環境的交流互通，維持日常生活，提升社會生活功能的豐富度，近年來日趨受到重視。而一系列新興技術的逐漸成熟，使得將技術層面的數字創新（digital innovation）與空間干預和場所營造融合顯得至關重要，如將數字創新技術以物聯網等實體形式融入物理空間，或以虛擬形式如APP或信息平臺形式促進場所營造，也有望利用數字創新技術提升空間干預與場所營造的互動。其作為未來設計的潛在轉型模式，有望促進城市空間的智慧化，實現智慧城市的空間投影。將數字創新融入設計的核心過程，也將規避/解決目前大數據分析、城市模型和規劃支持系統支持規劃設計，多數應用場景是“研究”與“設計”兩張皮的局面/問題。

2  結語

2019年末我正在讀《李?；舴抑袊眯腥沼洝愤@本書，書中記錄了他1868-1872年間對中國進行的7次地質考察，足跡遍布當時18個行省中的13個。雖然其考察具有一定的殖民主義色彩，但難能可貴的是李?；舴以敿毥榻B了他途徑的城鎮和村莊，讓我們有機會一睹150年前的中國城鎮。此書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當時的中國城鎮在李氏眼中，空間破敗、民生凋敝，從這一點的對比足以看到我國70余年來人居環境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這里面少不了建成環境學界、業界和決策界的巨大貢獻。

正在經受病毒肆虐的神州大地，她的城市和子民，已經遠不是150年前的面目，我想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信心來應對，也讓我們有機會安下心來思考面對未來人居這一新興但必將永恒的話題。扶欄遠望，觀察著這個特殊時期的城市，可以說我們當前正在測試一種新的城市模式，在這樣的城市中，不需要公共空間、不需要寫字樓、不需要公共休閑娛樂場所，多數人居家辦公和休閑，個人移動性被大幅度限制，公共交通需求量極少，家人之間卻回歸親密無間。另一方面，泛智慧技術無處不在，移動互聯網和傳感網絡支撐著城市的基本運行，（半自動化的）物流維持城市居民的生命線，制造業等工廠都期待實現自動化、無人化。人們的實體空間流動被線上的交流所代替，淡忘了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甚至有時還會覺得這樣更有效率。

這樣的城市絕對稱不上是理想城市，有可能與21世紀之初的城市相比更不平等。如果這樣的城市是永恒的而不是短暫的一兩個月，我們的建成環境學科群組該如何適應，我想很多基本的理論方法、規范、標準、范式都改變了。正是如此，第四次工業革命一系列顛覆性技術正在并將持續塑造的未來城市/智慧社會，作為另一種有望更為理想的人居模式，更需要我們的這些學科做好準備。

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中思考了在防疫過程中機器人可以做什么。我也在幻想有一種口罩，上面安裝著物聯網（IoT）/傳感器（sensor），可以自動探測病毒的存在，并能夠記錄你的位置，記錄接近過你的口罩ID。超級病毒用超級口罩來應對，超級傳播者用超級口罩來記錄，希望下一次，如果還有下一次疫情，我們未來城市有了新裝備。

正文完。原文刊載于《建筑學報》2020年03+04期，總第618期